当前位置:首页 > 恐怖小说 > 文章内容页

【菊韵】良知(散文)

来源:阅读网 日期:2019-12-23 分类:恐怖小说

父亲是个非常有特色的农民。

父亲从小扛长工,见识也算比较多了。我们这个地方解放比较早,父亲参加夜校学习识字,后来也能读书看报了。在我能看得懂书报的时候,父亲买的或与邻居合买的几本小说,成为我的精神大餐。这些书,父亲大概给我介绍过,很是向往,但听讲的时候不识字,听得不过瘾。后来能看懂了,就成为煤油灯下的无声朋友。这几部书是:《绣像水浒传(71回本)》、《敌后武工队》、《三里湾》,还有一部没皮,内容是解放海岛的。父亲说:看闲书(父亲认为,上了学,看课本以外的书,就是闲书),别光看热闹,要学好人,做有良心的好人。

父亲是村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但在政治上从不追求进步,比如成为一名党员,没有问过他,就不知道他心里如何想的。

一九六四年搞四清,村里住进了工作队,父亲虽然不是倚重的对象,但却是经常被工作队表扬的人之一。那年,村里进行植棉技术改革,就是将棉籽种在营养钵里。营养钵是用后来做蜂窝煤的工具,将拌好的营养肥料的土,压成柱体,棉籽植入其中,一个一个码在田里挖好的长方形沟中,用塑料布盖住。春天经常刮风,也赶上有一次,风刮的很大,还是半夜。塑料布被风掀起,看守人员快撑不住了,派人打开大喇叭。深夜里大喇叭高声喊叫,任谁也会激灵一下子从睡梦中醒来。“社员同志们请注意......”广播好几遍,全村都知道要保护营养钵,献出炕席来。父亲二话不说,哄起我们,从炕上卷起炕席还有唯一的铺炕被子,扛起就跑。不用说,在第二天的大喇叭里,被工作队点名表扬社员中,父亲名列其中。

家里人口多,首先要顾一家子的生活。记忆中,三间北房,外面两间,架着轧棉机,那时也不通电,父母二人轮换,用脚踩机子轧、弹棉花,有时候要反复几次。十里八里的人都来弹棉花,大大小小的包袱,将两间北屋撑得满满当当,包袱上写着村名姓名斤秤等信息。房梁上墙角落里,到处是棉花絮绒毛,轧玩一份,父母就像“白毛女”一般,看不到黑发,头上身上白絮遍布。买不起口罩,就用围巾裹着口鼻,防止吸进絮毛。到年底的时候,活儿特别多,父母就日夜加班,吃喝就不能按时按晌了,估计父亲的胃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父亲对送来的棉花和取走的棉花都要过称,斤两不差,还要让人家对弹得花满意,所以,远近来弹花的人对父亲很信任。来取花的人,见父亲取秤,连连摆手说:对你还不信呀,不称不称了,赶快忙你的。父亲坚持过称才让拿走。

文革开始后,还没有人串联成立什么组织,但形成了两派,南头北头两派。虽然平时见面哼哼哈哈,其实心里总会隐藏着一些不舒服的东西,没有合适的机会,就掩藏在假面具里。一旦有了机会,心里的“恶”就会爆发。文革就是这样的契机。文革,让形形色色的人物,次第上场,很认真地表现自己。

父亲呢,开始也不知道文革要干什么,听说要保卫毛主席,朴素的阶级感情,让一个地道的农民,站出来,且义无反顾。开始的斗批改破四旧立四新,进行得也很顺利,多吃多占的问题,也进行了揭发。虽然伤害了一些人,砸了家家户户供奉的佛龛,这在运动初期也还算是正常的行为。但是,后来运动深入了,揪走资派,打砸抢,运动快速升级。保皇派的帽子,开始互相给对方戴上,双方都不承认,就进行所谓的大辩论。父亲代表北派与南派进行辩论,就在村俱乐部。南派主辩是父亲远房的一个侄儿即我的堂哥,能言善辩。与父亲辩论的主题好像是谁是走资派与保皇派。不痛不痒互相指责对方保护支书村长,过了一会儿,爷俩抛开主题,辩论社会主义的草能不能当饭吃,堂哥竟然出洋相,油腔滑调,如说相声:“当然能啊,猪羊吃草,人吃肉,不等于人吃草么?”父亲忍住笑与他闲扯:“哦,那你一家一年吃了几只猪几只羊?”堂哥歪着脑袋说:“按俺家人口饭量来说,没有一百只也得有九十九只。可肚子里咋就没有油水啊?看、看、看,真丢人,又叫唤开了!”双手捂着肚子作痛苦状——一场严肃的大辩论,让爷俩演成相声剧,全场哄堂。堂哥扛起凳子,做个鬼脸说:“老叔,你老忙,我撤。”众人笑得前仰后合,纷纷作鸟兽散。

后来,就有人成立组织,一派是狂八五,一派是红造总。父亲成为两派拉拢的对象,晚上,双方的头头轮流到家里与父亲谈话。我听不懂说的什么,但肯定是让父亲加入他们,父亲一律不置可否。过了半年,“八五公社”被社会上称为“狂八五”,说是保皇派,被中央文革点名了,瞬间解体。随之变名“红旗军”,不久又说是与北京的五一六组织关系紧密,也被取缔。

父亲后来说,乱糟糟的,弄不清要干些什么,就知道打倒这个,弄臭那个,再说,都是乡亲,何必弄得剑拨弩张,给仇人似的,没劲。当时村里的支书被斗得七荤八素,队长、会计包括管库的都揪出来批斗,再后来,地富反坏右,一个不拉,不管人家表现好不好,全部拉出来批斗,游街。这还不说,让人家义务扫街,出工的工分打折,还要人家出钱拉电线,安装路灯。看得出,父亲很气愤:这都是哪跟哪呀,都是乡亲,逼人走死路,怎么能做得出?

以后几年,爱说爱笑的父亲变得沉默不语。懒得去参加什么批斗会,也不当那个积极分子。成了当时流行语中说的“逍遥派”。就把家里闲着的一块地,刨出来,种了数十棵棉花,苗儿出来后,看到还有苗不齐的空闲地儿,就点种了几棵大烟叶。父亲派我们担水浇地,苗子长得也很喜人。谁知道,就在棉花烟叶齐腰高的时候,喇叭里高喊: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鸡鸭限养不得超五只,猪限养一头,棉花烟叶一律清除。父亲不服气,就让我找来一木牌,写上:社会主义试验田。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印象不深了,估计胳膊如何拧得过大腿?

哥哥当时正上初中,十五六岁,跟着老师闹革命。1966年9月15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哥哥跟着老师参加了接见,回家后,嗓子喊哑了,一只鞋被挤丢了,从地上捡了一只穿回家,手里还拿着一个汽水瓶,空的。父亲拧着眉头,禁止哥哥参加红卫兵组织。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就回村劳动。加入村基干民兵,父亲倒是没有反对,可能觉得民兵还算正规吧?但是,民兵在运动中也未能幸免。一天夜里,紧急集合号在夜空极为刺耳地响起,哥哥爬起来就往外跑,对父亲的一声吆喝也没有听见,就出了大门。原来,城里的工总到县一中武斗了,学生们顶不住,到村里求援。这还了得?本来学校的组织与村里是一派,人家打到家里来了。村里立刻集合民兵,去为学生炝手(支援)解围。天快亮了,哥哥才回来,一脸兴奋相,唾沫星子四溅地说,到了学校围墙缺口处,一声冲锋号,就冲进去了,见戴安全帽的就打,对方狼狈逃走。哥哥得意地拿着一个安全帽说:“这是战利品。”正在得意洋洋时,父亲吼了一声“兔崽子,还说,有功了?啊!”,狠狠瞪着哥哥,吓得哥哥一哆嗦不再说话。现在我想,可能父亲一是担心哥哥的安全,二是担心人家的安危。你胜了,谁败了?武斗,打坏了人咋办?人家的父母不着急吗?

后来,村里的批斗会,父亲能躲就躲,躲不开就一言不发。平时挺能说的父亲,总是圪蹴在角落里抽纸烟。有时候,看着村里的地主富农,这个低头,那个弯腰,被折腾得没有了一点尊严,就猛地站起来,说一句:“干嘛呀这是?都乡里乡亲的,有多大仇恨呀?”正狂热的人们像是被浇了一盆子凉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然不说话,有些偃旗息鼓的样子。可能也是良心发现,接下来的批斗,就任凭被斗对象自由一点了,没有人摁着、架着发泄私费。头呢,可以抬高一点,腰呢,也可以直起来一些,大概要好受一些了。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他抗长活的时候,人家地主还真不错。要是村里没有地主富农,恐怕咱一家还有很多人家,早就饿死了。他说,长工给东家吃喝一个样,平时谷面饼子,年节也吃肉吃白面馒头。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庄稼人,待遇一样,也不短工钱。再说,咱们村的地主富农,都是省吃俭用发家的。平时勤俭的很,吃穿用与穷人家一样。村里有一家富农,靠小买卖起家,曾经挎着篮子走村串巷卖麻花点心之类,攒下钱买地,一亩一亩连成十几亩,自己耕种,农忙时雇短工。土改时被划成富农,你说冤不冤?所以,对于斗地主,父亲不但不积极,还很反感。时不时说句话,像冷水浇到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头上。

那时的公社的党委书记,是本地较早组织建立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奠基者,人们都叫他老社长。文革中当然是最早被打倒的“走资派”。据说,老社长与省委书记甚至中央的彭真都有联系,且很密切。尤其是对三自一包物质刺激推行积极。各村造反派为避免戴上保皇派的帽子,都积极把这个大人物,弄到村里批斗。我们村的批判会,不打也不骂,仅仅是喊喊口号,发发言,没有横眉立目的气氛。并且,可以坐到长板凳上,也不用背手弯腰坐飞机。那时我上初中,积极参加各种批斗会,以增加见识。但总觉有一双严厉的眼睛盯着我,让我不敢造次,乖乖地,就是滥竽充数的举举拳头喊喊口号而已。据说别的村,批斗火药味很浓,动手的、动刑的时有发生,甚至在一个队,老社长差点被活埋,幸亏武装部长及时赶到制止,才得以幸免。据平反后的老社长说:十个生产队,唯数一队(即我村)人强。所谓人强,就是态度比较温和,没有动手打过他。

为批斗的事情,有个村革委会头头找到家里质问父亲:斗走资派,你为嘛不积极。父亲说:我弄不明白嘛叫走资派?啊,你说他是,他就是,这不跟日本鬼子汉奸一个样了?说谁是八路,谁就是八路,说谁通共谁就通共,一点道理都不讲。那人说:你别瞎联系,小心给你戴个帽子。父亲鼻子嗤了一下说:你敢!戴上也不怕,冬天还暖和呢。再说,我有四个小子,长大后你试试!那人一怔说:说着玩的,你当真?接着说:那他推行三自一包,不是走资派是嘛?父亲笑笑说:上面的政策,下面的小干部知道嘛?书记支书还不是让干嘛就干嘛。父亲逗那人说:让你干,你也得听上面的不是?要是到了这会儿,说不准也会让人们斗你。那人脸一红说:我?我干不了。父亲故意“哦”了一声,说:你干不了,人家干,到头来又成了人家的罪状,批斗人家,这不公平啊。那人无言以对走了。父亲曾警告我们说:不许掺和进去,场面上做个样就行了。你们应该知道,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吃的不太好,但没有饿死一个人,还不是老社长的功劳?1963年发大水,老社长亲自带着民兵,挡埝子,堵口子,保住了每个村。再说,老社长对干部要求很严,对社员群众很好。你说,斗争人家,这不是昧良心啊?

记得一年夏天,天气闷热,一丝风也没有。我们学生被通知参加批斗天主教的斗争。据说,天主教里通外国,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中国的名字,一个外国好像是意大利的名字,大字报上一一对照着列出。抄出来的东西扔在街上,到处散落。街上既热闹又混乱。一些天主教徒的顽固分子,全被捆绑在大街的柳树上,每棵柳树都围着一群人,有大人也有小孩,大多是中小学校的学生。人们喊着口号,很愤怒:竟敢里通外国,这还了得!尤其是学生,最恨这样的人。就这样几个小时过去了,人们又渴又饿,我们就去找水喝,一个教徒央求说:给我一口水吧。有学生斥道:喝水?喝尿不?教徒说:喝。学生说:没门,屎汤也不给你喝。想喝水,给你一鞭子!顺手将拿着的柳条,甩在教徒身上,那人呻吟了一声。该着柳树也跟着倒霉,能够得着的地方,全被折光秃秃的,孩子们人手一枝,我手中也握着一枝。看着有人动手,我充满仇恨的心里也跃跃欲试,心里说:狗特务,瞧好!手抬起来的一霎哪间,一道寒光射来——熟悉的目光,父亲那严厉的目光正盯着我,吓得我的手一哆嗦,柳枝掉在地上。赶快挤出人圈,父亲过来低声呵斥道:回家去!那不亚于一声闷雷,我忙不迭跑回家。不过半小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尘土漫天,过一会就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后来有人说:人家天主教通着上帝,上帝显灵救他们来了。

文革结束后,历经劫难的老社长官复原职。我的二叔与老社长交往较多,曾在不经意间提起我父亲的名字。老社长歪着头思索了一下说:他呀,是个好人。二叔对父亲谈起,父亲淡淡一笑说:本来就是好人嘛。

我知道,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犯过很多错。我希望能得到父母的原谅,不再犯错。但我真的希望拥有这样的父爱,有一双严厉而又期盼的目光始终盯着你,很多错误你不能犯,你必须有理智,能克制,明是非,坚持做人最起码的底线,这就是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好人。那时候小,不明白,当明白了的时候,父亲或者老去,或者离去。回忆成为悔恨的唯一途径,无声的感激也成为唯一的方式。无声感激的,有那一双让我肃然的眼睛,还有做人的良知。

哪个医院可以治癫痫病癫痫治疗的手术费用贵吗癫痫发作带给中老年患者的危害有哪些